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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录：《尘封岁月》
林显胜
那年，我16岁。生产队长没说什么客套的话，却一声不响地用国家下拨给村里的200元知青安置费帮我添置了生活必需品。
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泥胚子砌起来的瓦屋，在正中用泥胚子间了一堵墙，算是睡房与厨房分隔的标志；两条长凳子铺上他们刚从圩上买回来的两片床板和一张草席，那就是床了
。村民从生产队部里搬来一张方桌子，还好，带锁的。村里的小孩帮着把一张没有靠背的圆凳子搬过来，算是照顾我这个城里来的“知识青年”了。
带着书包过来的那个小孩叫做阿文，他坐上了那张没有靠背的圆凳子，将书本摊在了方桌上，十足一个学生哥认真做作业的样子。也许，他打现在起就准备向我这个“知识青年”讨教知识了。
靠门的那边，村里的男人们正在忙着，一会功夫，炉灶打好了，安上新买的铁锅，哈哈，一个像样的家就这样建成了。
毕竟是乡村，随眼可见如画的景色。我推开那扇露着筷子般粗门缝的大门，坐在青石板上，在竹影下观看池塘鲤鱼闲游，享受着大自然微风轻拂的感觉，以平常的心态面对即将开始的农村生活。
屋后便是可以容一辆大卡车通过的沙土路，是里面几条村出来赶集的必经之道，也是通向学校和大队部的主干道。但除了赶集日，这条路并不怎么热闹。太阳偏西时分才见到有一个人不紧不慢地走过，我看清楚了，是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姑娘。我坐的地方离大路就那么几米远，能清楚地看到那顶草帽下面带着青春气息的、被紫外线晒黑了的脸。她很有礼貌地朝我微微一笑：“啊。你就是知青小林吗？”她的微笑很自然，在流露出山里人的诚实和好客的同时，一股独特的气质也随着散发出来--这穷山沟里竟然长出一颗黑牡丹来！我赶忙回答：“是的，你是我们村的吗？”她指指隔壁村：“我叫阿媚，是红心村的。”她没有停下脚步，朝红心村走去了。
队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省级劳模，一米五的身材却显得十分精神能干。也许是没文化的缘故，他对我呵护有加，对着我这个皮幼肉嫩的城里娃娃说道：“小林呀，我们每天出工三次，早午晚各一次，中午这段太晒了，你就不要出工啦，早晚两场你就看着办吧，不舒服就在家歇着，我们商量过了，你跟青壮年一样拿16分，也就是最高工分了。”
“队长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没力气、没技术，还是让我跟小孩一样拿工分吧。”那时候的我，真的很实事求是啊。
别看队长没文化，我话里的意思他是明白的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没人有意见，这是大伙开会定的。”
你以为16分能挣多少钱？年底结账时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做一天工的报酬是一角三分钱！当然，其他强壮如牛的主要劳动力也一样。
那些日子也没觉得怎么难过，白天很累，可一到晚上，这个连收音机都没有的小村子，竟然因为我的到来而增加了一个“娱乐项目”。太阳刚沉下西山，我那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便坐满了人，他们翻着我的相册，听着我讲城里的故事。听着听着，老大爷打瞌睡了，老太婆摇摇老大爷：“醒醒，该回家睡觉了。”
以队长的大儿子钟亦为首的几个小孩是最后走的人，他们嬉闹够了，惦念着明天要走好几公里路去上学，也就依依不舍地迈出了那道用花岗岩做的门槛。
这天早起，队长光临我的寒舍了：“小林啊，今天队里要到圩上买过磷酸钙，每人挑一担回来，你能行吗？”
这队长也太小看我了吧？那年代，哪个城里娃没挑过水、做过饭？
在家我是老大，那时还没自来水，要到几十米外的水井挑水，每天五个来回，两个大木桶盛满水加起来就是八十来斤，一担化肥也就五六十斤重吧？这个，我能行！
俗话说得好：“远路无轻担”，那意思是说：别看担子轻，路途远了也会觉得很沉重。从圩里回到村里，只不过七里路，可是对于我来说竟是那么的漫长。开头二百米的确不怎么吃力，渐渐地，觉得担子越来越重。为了赶上那些
强壮的村民，我不敢歇脚，不停地转换着肩旁，刚转到左肩，吃不消了，又转到右肩，这样来来回回地转换着，
一直在折腾。当看到我们村子时，仿佛黑暗中看到了曙光，沙漠中看到了水。心想：我终于完成了这次任务
！
可是，当我放下担子的时候，十几双眼睛不约而同地聚焦到我的担子上。我往担子一看，脸上立即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：一担肥料还剩下半担。原来，
我每转换一次肩膀就洒掉一点，再走几里路，恐怕剩下空担子了。
队长那个心疼就不用多说了，但这回绝不是心疼我，而是心疼那些用钱买来的肥料：“小林呀，你没力气，下次就别去了。”听了这话，比当面骂我一顿还难受。在这个穷得一个赶集日（每5天一个赶集日）只能吃上一顿干饭的山村里，我洒在地上的不是肥料，而是白花花的大米饭啊！
大伙回家做饭了。我没心情淘米烧饭，便和了一些面粉，摊在锅里煎大饼。队长的小女儿过来了，她才五岁，光着屁股站在灶前，一双眼睛水灵灵地盯着我锅里的面饼。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：“珠妹啊，你吃过了吗？”珠妹没有回答，依然不眨眼地看着锅里金黄色的煎饼。我马上抡起锅铲，将煎饼划成两半。
珠妹用了很长时间才吃完那半边煎饼，而这时候又要开工了。下午的工作就是弯着腰泡在水里洗黄麻，珠妹也跟着大人们来到村边的小河。说是小河，还不如说是一条大水沟，而实质是一条由水库引下来的灌溉渠。
黄麻收获后，将剥下的麻皮放在水里泡浸一段时间，之后用人工洗干净，剩下的纤维就是我们的产品了，工厂用这些纤维结成绳索。后来才知道，我们每天能拿到一角三分的工钱，这些黄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午饭后烈日当空，男人们都脱掉了上衣，只穿一条裤衩，女人们只好和衣泡在水里了。不过也有例外的，那就是珠妹，整个夏天都是一丝不挂的，更何况现在正在水里玩呢！
为躲避猛烈的阳光，我躲在石桥底下，当身子泡的时间长了，便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段时间。手泡得打皱了，不敢哼一声，上午挑肥的内疚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懒惰。
天空飘过一块乌云，霎时下起黄豆大的雨点。当时只觉得一阵寒意袭来，却不曾想到，这一冷一热，使我当晚便发了高烧。
队长和村里的人都来了，依稀记得我们村里懂草药的、隔壁红心村的赤脚医生
过来时要村里人让道才能进来，他们除了给我几片西药还让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艾灸。我不知道病得轻还是病得重，也不记得是怎么好起来的，印象中没有现在感冒这么长时间，好像第二天就没事了。
这晚，我觉得自己完全康复了，很想吃肉。可是，要等天亮走到圩上才可以买到。钟亦拿来了一把网兜，我知道，那是捞鱼的工具。我差点笑出来了：“这里那来的鱼啊？莫非你要去偷生产队鱼塘里的鲤鱼？”他诡秘地笑了笑：“这个东西不抓水里的，专抓天上飞的。”我更加好奇了，瞪着双眼看他将网兜的把柄续长
。末了，他卖了个关子：“你只管跟着看就是了。”
我跟他走近了他的家门，他打亮了一支装有三节新电池的手电筒，手电光划破宁静的夜空停在他家檐口的金字架上，这时我什么都明白了：几只蹲在上面过夜的麻雀被强光照得无法辨别方向，只好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我们把网兜伸过去，轻而易举地将它们一网打尽
（那时候麻雀还没有从‘四害’名单中除名）。我高兴极了，抢过他手中的手电筒，又照在了生产队会计学祥家的檐口......
我不会宰麻雀，依然要向这位比我小几岁的农村孩子学习。他的动作很利索，将一只只麻雀全部拔光了毛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可以用刀了。”我当时能够想到的食法是炒熟来吃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可惜少点油菜芯。”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说道：“你看着这炉火，我帮你弄点菜芯来。”
我来这有些日子了，略知农村孩子的秉性，当即叮嘱他：“一定要到你家自留地采啊！”
这一顿真的非常好吃，可以说，是我16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，不仅麻雀肉新鲜味美，甚至觉得今晚的油菜芯也特别的鲜嫩。这一夜，带着锅里的余香进入梦乡。
我被一阵难听的骂街声吵醒，听那声音是学祥老婆在骂街：“那个该死的喂狗，净做无阴功事（地方语言，不积德的意思），整个园子的油菜全让他给糟蹋了，那个喂狗做的，够胆的出来认了！”
我的脑子轰的一声，知道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怪不得昨晚的油菜那么好吃，原来钟亦闯进学祥家的菜园，每株菜就摘顶部最嫩的部分，难怪人家这么生气了。
队长和学祥家虽不至于世成水火，但素有过节，若得知是钟亦采了他家菜地，恐怕整个村子将鸡犬不宁，甚至酿成打斗。我赶紧走出去，带着朦胧的睡眼高声喊道：“红婶啊，原来是你们家的园子呀，昨晚天黑，我分不出是谁家的园子，只怪我病好后想吃点东西……”
还未等我说完，学祥家的就换了张脸，也许是认为刚才骂错了人的原因吧，她陪着笑脸打断我的话：“原来是小林呀，没事的，你需要的话，尽管摘去。”未了，她又用手指着那片菜地：“这些都是我们村的，你都可以去摘。”
农民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地耕耘着，他们没有富翁们一掷千金的豪气，但有着善良的心地。我的眼睛更朦胧了，不是尚未消退的睡意，是眼泪，一个男人的眼泪。
我发誓要教训一下钟亦。可是，一连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，我知道，他躲着我。
一个阴天的傍晚，他低着头来到了我的房子，在静静地听着我压低声音责骂完他之后，回应我的第一句话让我哭笑不得：“今晚我留在这里陪你。”
“我才不用你陪呢，省得又给我添麻烦。”
“你一个人睡不安全。”
“笑话，我都住了这么多天了，难道我怕鬼不成？”
“我爸叫我来的，他说今晚有飓风。”
是啊，这是我来到村子后经历的第一个台风，这房子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开始有点顾虑了，但是，我还是坚持不让他来陪我，原因很简单—他正在读书
，就算明天不用上课，也应该回家温习去。
这时钟健来了，他比我大6岁，是村里的主要劳动力，他家与我房子只隔一口水井。他以大人的口气对钟亦说：“回去读书吧，这里由我来。”在当时的农村，我感觉到整个村子就像一家人，钟健这话显然是呵斥弟弟的语气，但里面却充满了兄长对弟弟学业的关心和主动承担弟弟辛劳的爱。这种爱不是矫揉造作的面子工程，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觉得是一种额外付出的自觉行为，毫无疑问，他当时只觉得这事钟亦做不来，只有他才适合做。
钟亦最终还是留下来了，我们三人弄了一副扑克，围着煤油灯玩开了。半夜，风从各个方位钻进屋子里，瓦面上落下的灰尘夹杂着沙粒洒满了蚊帐顶、桌面，连锅盖也不能幸免。好在地面是泥土铺的，人走过就将沙土压入去了。那晚，我真的担心台风过后这房子还能不能住人。
台风很快过去了，雨也停了，村口大路那道没有栏杆的水泥桥又恢复了行人。傍晚，村民们仍然在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有限的社交，附近几条村的村民彼此没有不认识的。从村口望去，红心村那边走出了几个陌生人，于是，我们村、红安村以及他们红心村大部分的村民都向他们行注目礼。除了我之外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几个人红心村之行的目的。当然，钟亦会告诉我，那是替阿媚说媒的，估计这几个人中包括了阿媚的未来公公、婆婆，真是旷野万里藏不住村里一件小事。
阿媚是什么时候出嫁的？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恢复高考，我回家补习了一段时间，但是，三公（因为他辈分高而称为“公”级人物）的女儿出嫁那天，我却真的见识了山区农村的风俗。这里流行哭嫁，女人出嫁时，要嚎啕大哭，据说是表达离开娘家的依依不舍心情。我很想解读新娘此时的心情，好奇地往前面挤，可惜新娘用手帕遮住了脸，也许是装着擦眼泪吧！姑娘在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，如何能够伤心地嚎啕大哭？还真的要讲点技巧呢。
中秋过后，好日子接踵而来，我参加过几个婚礼，其中一个婚礼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忘怀。钟健要结婚了，新娘竟是姐夫的妹妹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换婚！两家都穷，两个男人都拿不出聘礼，于是，姑姑变成嫂子。两家婚礼同时举行，谁也不欠谁的，谁也信不过谁。那天，我没有丝毫的高兴感，婚礼表面的喜庆始终笼罩着一种无法言状的压抑。
就这样，秋天过去了。
隆冬的夜里，钟亦和他的弟弟等村里的几个孩子依旧集中在我的瓦房里。远远的听到卡车开过来的声音，我知道，那是从里面村庄出来的、装满甘蔗的糖厂车辆。钟亦跑了出去，当卡车驶过我的瓦房后，他抱着一捆甘蔗回来：“好消息，有蔗吃！”
我很火：“你去爬车偷蔗？”
他说：“不要说偷这么难听好不好？我走在路上，蔗就从车上掉下来了，我捡起来就拿到这里了。”
谁会相信他的鬼话？不过，也的确没有证据显示是偷来的。但我还是告诫了一下他：“爬车很危险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一捆蔗去冒这个险啊！”
这一晚，我房里扫出来的蔗渣足够煮几顿饭了。
当高考的成绩单下来的时候，我告别了这条生活了两年的穷山村。
12年之后，我回到这个难忘的小村庄。跨过没有栏杆的水泥桥，一切依然那么熟悉，村口的地塘（晒谷场）依然布满了裂痕，午后连鸡也懒得打鸣，
若不是几声狗吠，整个村子真的可以说是一片寂静了。一位姑娘挑着柴火从村里走出来，在地塘中央放下担子，拿眼打量着我，好像要和我打招呼。然而，我比她口快：“请问姑娘你是嫁过来的呢？还是来串门的亲戚？”在我的脑海里，村里没有这个姑娘，说话间，仿佛我才是这村里的人，而她不是。
她差点笑歪了：“林哥，我是珠妹呀！”
我顿时有一种回到家里的亲切感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啊，你就是当年不肯穿衣服的那个珠妹？”
珠妹的面一下子红到耳根，我这才察觉自己失言了。自己印象中的那个珠妹现在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了！
“你等一下，我找村长去。”珠妹很机灵地摆脱了尴尬。
当年那个背着书包到我书桌写字的阿文当上了村长，钟亦他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，村里这12年唯一的变化是通了电……
又过去了20年，那条小村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离开村子32年，很多老人甚至当年的主要劳动力都可能不在了，村里的年轻人只听说过有一个知青来过，那一段往事，再也无人探究，渐渐地让堆积的岁月的尘埃封盖…… |